[10]胡建淼认为：从公民权益的有效保障出发，从完善行政诉讼法理的角度出发，取消人身权、财产权的限制，将受教育权等其他受公法保护的权利也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进入专题： 人大监督 司法独立 权力制约 。全国内务司法委员会也在1999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对审判、检察机关重大违法案件实施监督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虽经两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终因引起广泛争议终止审议而变成废案。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个案监督在一些地方人大出现，有地方人大制定有关加强人大对重大违法案件监督的地方性法规和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首先，行政机关的行政权不具有与法院审判权类似的宪法明确赋予的独立性。就规范性文件而言，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也好，法院和检察院的规范性文件也好，均存在是否合法及合理的问题，通过《监督法》的修改明确地方人大常委会对法院、检察院的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是有必要的。[6]陈卫东主编：《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然而人大听取审议法院的工作报告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法治原则与司法独立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内在的逻辑，因此，今天我们来看人大与法院的关系，既要将宪法文本中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及人大监督一府两院和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规定结合起来看，还要将前述《宪法》内容与修宪中加入的法治原则结合起来看。[14]圣治章第九：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
依照法律服兵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从此，个体突破了以血缘与传统为核心的忠孝法理，脱离了个体、家族、宗族、乡里以至国族的公共人格拓展路径。地主阶级分子也是公民，不过是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公民。若从国家三要素（人口、领土、主权）的框架来分析，苏联宪法之祖国，以领土为主，但侧重主权之阶级性质，进而与政府组织形式相关，抹平祖国、主权国家与政府三者的区别。
《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54]习仲勋：《动员一切力量为完成全省土地改革而斗争》，载《甘肃日报》，1951年8月29日。
引人忠孝伦理，将国民从情感与道义上唤起，以实现宪法之义务。尽忠于国家则是突破血缘、历史与文化的关联，忠使国民个体对民族国家产生新型的政治人格。（四）由各绅士组成酬金会，以其收人，作为应征优待救济抚恤等费用。务是事务，权是决定一件事。
国家或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58]但人格则既非一种可看见或可想象的事务与实体，亦非一种对象，而毋宁说是那个直接被体验到的生活亲历。[35]因此，神圣职责与光荣义务的英译或可提示二者的差别。[9]蒋中正：《告全国士绅及教育界同胞书》，《教与学》1939年第3卷第11期，第51页。因此，使公民承担神圣职责的职位正是人民，因为只有人民才会自然地把对国家的义务看做自己应尽的天职。
此外，八二宪法对于神圣职责的另一处表述是在序言中对统一台湾的象征性宣誓，国家外文局和全国人大法工委分别将其译为Lofty Duty和Inviolable Duty。因此，尽孝于民族隐含着国民个体对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天然感情。
法工委的新译本无疑权威，但却抹掉了制宪的历史痕迹和语义差异，并不利于我们对二者的理解。[49]可见，李大钊的深层逻辑，并不是蔡元培的传统再造，而是新命的诞生。
1954年英文版，将神圣职责译为Sacred Duty，光荣义务译为Honorable Duty。[2]如第134条关于义务教育年龄及费用的规定，引用外国立法例27次，包括：德国、土耳其、爱司托尼亚、智利、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埃及、秘鲁、立陶宛、英国、土耳其、瑞士、智利、丹麦、瑞典、挪威、法国、葡萄牙、匈牙利、希腊、芬兰。宪法草案所规定的这些义务都是每一个公民无例外地必需遵守的。从近乎自然物的宗族与阶级，到近乎拟制物的国族国家与人民国家。刘少奇说：这里的公民包括过去的所谓‘人民和‘国民在内。[26]吴经熊、黄公觉：《中国制宪史》，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版，第798页。
[5]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7]可见，人民与公民、祖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职责与光荣义务的联系与区分，是我们理解五四宪法第103条的关键。
有关明清宗法伦理庶民化以及国家认同的研究，参见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09页。自由是一种空间，是一种划定了空间边界的自由生长。
两部宪法性文件对于服兵役义务的论证分别以忠孝与神圣为法理依据，形成对立的论证理路。第63条规定：在苏联武装力量中服兵役是苏联公民的光荣义务。
因此，一个人不可以选择出生，但却可以选择如何死亡。这里再对五四宪法第103条进行立法分析，并揭示其背后神圣法理的近代发生。[11]其第卯条关于应征募人伍及其家属之宣传规定：（一）对于人伍士兵及其家属，全体乡人应特加尊重，并拟定办法，由全乡保障其家庭生活之安全，于实施前加以宣传。相应地，国家则产生笃念勋劳之至意的国家情感。
公民的人格结构开始分化，并在每个具体的场域获得值得期待和守候的发展。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
[13]李隆基注、邢昺疏：《孝经注疏》，金良年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19]可见，近代民族国家重构与传统忠孝法理之间的内在关联。
当宪法吸纳了生活，政治便吸纳了宪法。当旧制度溃散，一切都流动不拘，宪法便充任了统合的枢机。
宪法以血缘与阶级为纽带，以大量位格中介沟通国民与国家的论证方式，表明了生活实然的严重缺位，必须借助根本法强为弥补。日本战士不可谓不勇，却远离道义。另外，《人民日报》刊发的来信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黄继光母亲邓芳芝给毛主席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两份信，载《人民日报》，1953年1月28曰。[53]彭真：《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报告》，《黑龙江政报》1951年第7期，第18页。
宪法草案又规定，保卫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以兵役论，人民不畏牺牲，捍卫国土，其杀身成仁，为民族尽大孝，为国家尽大忠者，固应予以表彰，而其遗族尤应为国家所关念，或抚养以安其生活，或施教以宏其造就，此不仅表示笃念勋劳之至意，抑亦为国家养生恤死之责也。
或者说，只有承担了基本义务的公民，才可以归人人民位格。并且规定公民有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的义务，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有依照法律服兵役的义务。
孙中山的观察特别生动，孝字特别大，左边所拆去的痕迹还是新鲜。[25]五五宪草的立法者当然深明这个道理。
